1644年正月期货配资炒股，一个叫李自成的陕北农民坐上了紫禁城的龙椅。
一年后，这个农民死在湖北一座荒山上，杀死这位"皇帝"的，不是千军万马，是一个连这位"皇帝"名字都不知道的山民。从登基到丧命，前后只有一年多。
潼关血战十三天
1644年年底，关中大地寒风刺骨。清军豫亲王多铎率领两万多精锐，从河南一路西进，目标直指潼关。
潼关这个地方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北依黄河，南靠秦岭，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，号称"百二重关"。守住潼关，关中平原固若金汤；丢了潼关，西安就是一座敞开大门的城。
李自成太清楚这一点了。得到清军逼近的消息，李自成亲率大军赶赴潼关，准备在这里跟清军决一死战。
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大战打响。大顺军在关前依山列阵，主动发起进攻。清军前锋从侧翼包抄，骑兵从正面压上来，双方杀得天昏地暗。这一天打下来，大顺军虽有损失，退回了关内，阵地还在。
李自成不是一个会被动挨打的人。正月初四，大顺军派出千余人偷袭清军营地。先头部队被挡住了，李自成亲自带兵接应，再次冲击。初五、初六两个晚上，大顺军连续发动夜袭，每次都是摸黑出击，每次都被严阵以待的清军挡了回来。
打了这么多天，双方谁也吃不掉谁。多铎很焦急，大顺军守着天险，正面强攻根本啃不动。多铎在等一样东西——红衣大炮。这种从西方引进的重型火炮，是当时战场上的终极武器，一炮下去，城墙都能轰出窟窿。
正月初九，清军望眼欲穿的红衣大炮终于运到了前线。同时到达的还有固山额真阿山和马喇希带来的援军。李自成站在潼关城头，看到了远处那些沉重的炮车，知道真正的考验来了。下令"凿重壕，立坚壁"，拼命加固防线。
正月十一日，清军发起了总攻。红衣大炮齐声怒吼，铁弹像雨点一样砸向潼关城墙。厚实的城墙被炸开了一道缺口，清军推着盾车、拉着弓弩蜂拥而上。
大顺军没有坐以待毙。李自成派出最精锐的三百骑兵，从缺口处迎面冲击清军。另一支部队绕到清军阵后，发起侧击。这三百骑兵是大顺军最后的王牌，冲进了清军阵列，跟八旗兵短兵相接。
骑兵被击退了。侧击部队也被清军堵住了。可到了这天傍晚，一个令人意外的事实是——潼关还在大顺军手里。后来清军上报的战报透露了一个细节：**潼关真正易手，是在数日后守将马世耀投降之后，而不是正月十一日这天。也就是说，那天打了一整天，大顺军虽然付出了惨重代价，防线居然守住了。
城没丢，阵没垮，仗没输。
可就在这个当口，一个更要命的消息传到了李自成手里。北路清军主帅阿济格，已经从山西渡过黄河，杀入了陕北。延安沦陷了。李自成的老家米脂被攻破了。阿济格的大军正日夜兼程扑向西安。
这意味着什么？李自成的全部主力都压在了潼关，西安几乎是一座空城。如果阿济格先一步拿下西安，大顺政权的全部家底——官员、家属、粮草、辎重——将被一锅端。
这才是李自成撤退的真正原因。
不是打不过多铎，是背后被人抄了老窝。前面是铁砧，后面是铁锤，两路清军要把大顺军夹在中间碾碎。李自成看穿了这步棋，立刻下令撤退。
这是一个正确的军事判断，也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战略转折。潼关一撤，关中再无屏障。两天后，守将马世耀率七千大顺军投降。这七千人全部被清军杀害。
多铎占领潼关之后，长驱直入。正月十八日，清军进入西安。大顺政权经营了一年的关中根据地，五天之内全部丧失。
从紫禁城到流亡路
1644年三月十九日，李自成的大军攻入北京，旧王朝的末代皇帝在煤山一棵歪脖子树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那一天，无数人觉得天变了，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了。
李自成确实带来了"新"的东西。"均田免粮"四个字，让多少活不下去的百姓看到了希望。从陕北到河南，从河南到北京，大顺军一路打过来，靠的就是底层百姓的拥护。
进了北京城之后，事情开始变味了。
大顺政权在北京做的最主要一件事，就是"追赃助饷"。凡是没被大顺政权留用的旧朝官员，全部抓起来追缴财产。国丈周奎家搜出白银五十二万两，太监王之心家搜出十五万两。几乎所有降臣都被抄家拷打，不少人因此丧命。
这笔钱确实数目惊人。可问题是，这一刀砍下去，整个士绅阶层全都站到了大顺的对立面。当时的中国，地方治理离不开士绅。没有士绅的配合，粮食征不上来，赋税收不起来，政令出不了省城。大顺政权靠武力可以打天下，靠追赃拷掠却治不了天下。
在北京待了四十二天，李自成还没来得及坐稳龙椅，山海关方向就传来了噩耗。
吴三桂降而复叛，引清军入关。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，一片石之战，大顺军与吴三桂部激战正酣，八万清军骑兵突然从侧翼杀出。大顺军猝不及防，全线溃败。这一仗，李自成的精锐家底折损大半。
四月二十九日，李自成在紫禁城匆匆举行登基大典，第二天就带兵撤出了北京。从进京到撤走，前后四十二天，短得像一场梦。
更麻烦的事还在后面。退回西安的半年里，李自成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——听信谗言，杀了自己最重要的谋士李岩。李岩是大顺政权里少有的既懂军事又懂治理的人才，"均田免粮"的口号据说就是李岩提出来的。杀李岩这件事，直接导致大顺军内部人心离散。
与此同时，原本投降大顺的各路明朝旧将纷纷反水。有的重新打起旧王朝的旗号，有的干脆投了清军。大顺政权在各地的控制力像冰雪一样迅速消融。
而远在北京的清廷摄政王多尔衮，正在精心策划一盘大棋。
多尔衮最初的计划是兵分两路：阿济格从北面进攻陕北，多铎从南面直取南京。可是李自成先动了手，大顺军从山西杀入河南怀庆府，连克济源、孟县，一度打得清军措手不及。
多尔衮当机立断，改变了整个战略部署。命令多铎放弃南征，掉头西进，先解怀庆之围，再攻潼关，和阿济格南北对进，用两把钳子夹死李自成。
这个决策才是潼关之战的真正胜负手。不是红衣大炮，不是八旗骑兵，是清廷在战略层面上把李自成看了个透。李自成把全部赌注押在了潼关正面，以为挡住多铎就能稳住局面。没想到阿济格绕过了陕北的大顺军据点，主力直扑西安。
等到李自成在潼关城头看到红衣大炮的那一刻，战争的胜负其实已经不取决于潼关这道城墙了。
大顺军从一支拥有百万之众、获得百姓拥护的起义军，变成了一支没有根据地、没有后方补给、内部四分五裂的流亡队伍。"均田免粮"的理想还在，可兑现这个理想的能力已经没有了。
九宫山的最后二十八骑
正月十三日晚上，李自成率领十三万人撤出西安。
这支队伍的构成，暴露了大顺政权最致命的问题。十三万人里，战斗部队只是一部分，剩下的是文职官员、将领家属，还有从陕西搜刮来的金银财宝。拖家带口、辎重累累，行军速度慢得惊人。
走的路线是出蓝田、过商洛、穿武关，进入河南。多数将领的意见是东下南京，在江南开辟新的根据地。这个方向选得不算错，可执行起来全是问题。
从河南进入湖北，清军阿济格部像饿狼一样咬在后面。一路追，一路打，**前后交手八次，大顺军八战八败，没有赢过一次。这支曾经横扫中原的军队，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。
到了湖北，更大的灾难降临了。在九江附近，阿济格的清军突袭了大顺军的老营，大顺军核心将领刘宗敏被俘，首席军师宋献策投降。这两个人一个是李自成最倚重的战将，一个是大顺政权的"智囊"。支撑大顺军运转的骨架，在这一刻彻底碎裂。
1645年五月初，李自成率残部进入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地区。
这个时候的李自成，身边的兵力虽然还有数万人，可军心已经散了，建制已经乱了，指挥体系名存实亡。更要命的是，粮食几乎耗尽，队伍每天都有人逃跑。
五月十七日这天，李自成做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。一个身经百战的统帅，在强敌环伺、形势险恶的情况下，只带了二十多名骑兵，脱离大部队，登上九宫山侦察地形。
这不符合一个老将的基本判断。有人说李自成是去山上的元帝庙拜神求佑，有人说是想找一条隐蔽的撤退路线。不管出于什么目的，这个决定让大顺政权走到了终点。
九宫山上有一支当地的乡勇武装。这些山民不知道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闯王。看到有陌生武装人员上山，以为是流窜的劫匪，一群人操着锄头、铁铲围了上来。
据康熙年间费密所著《荒书》记载，李自成与一个叫程九伯的山民扭打在一起。久经战阵的李自成把程九伯摔倒在地，骑在身上，拔刀要刺。刀鞘被泥浆和血渍粘住了，一时拔不出来。
就在这个间隙，程九伯的外甥从背后冲上来，抡起一把铁铲，猛击李自成的头部。
一代枭雄，就这样倒在了九宫山的泥地里。
杀死李自成的人，连这个人是谁都不知道。
消息传到清军大营，连多尔衮都不敢完全相信。在反复核实之后，清廷才正式宣布李自成的死讯。
李自成死后，大顺军余部由其侄李过统领，后来投靠了南明政权，继续抗清。这支队伍虽然失去了领袖，仍有十余万人之众。可大顺作为一个独立政权，已经彻底画上了句号。
从1644年正月在西安称帝，到1645年五月死在九宫山，大顺政权的寿命只有一年零四个月。
回头看潼关之战，李自成的撤退并不是一个错误的军事决定，恰恰相反，那是一个清醒的判断。真正的问题出在潼关之前——出在北京城里那四十二天的追赃拷掠，出在对吴三桂的战略误判，出在杀李岩导致的内部分裂，出在一支农民起义军始终没有完成从"打天下"到"坐天下"的根本转变。
潼关的城墙守住了，可大顺政权的根基早已空了。
李自成用十五年的时间打下了一个王朝，又用一年的时间把所有的成果全部输光。这段历史说明了一个道理：打江山难，守江山更难。没有稳固的根据地，没有完善的治理体系，没有团结一致的核心团队，军事上的胜利永远只是暂时的。
1944年，郭沫若写下了《甲申三百年祭》，警示后人不要重蹈李自成的覆辙。这篇文章后来被用于整风运动，提醒所有人：胜利之后的骄傲与懈怠，比任何敌人都更加危险。
三百多年过去了。九宫山上的那把铁铲早已锈蚀成尘，可它敲响的警钟期货配资炒股，至今仍然值得每一个人深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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